近几年,直播带货频繁翻车。
当公众的目光聚焦在辛巴的“糖水燕窝”、疯狂小杨哥的“香港美诚月饼”,以及罗永浩是否涉虚假宣传时,其背后的打假人王海也引发关注与争议。
今年52岁的王海,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就因打假而名声大噪。
1995年春天,22岁的他怀揣着一百多块钱,在北京某商场买下两副粗糙的索尼耳机,去消协、工商、质检、厂家……四处奔走,步入打假维权索赔之路。此前的一年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(以下简称《消法》)新增惩罚性赔偿,即第四十九条规定: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,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“退一赔一”。
一个多月后,王海打假索赔“成功”,引起了公众的关注。他接受媒体采访,参加节目,学习并宣传《消法》,被称为“国内打假第一人”。那一年此后也被称为“消费者维权元年”。
与此同时,王海的打假也争议不断。1995年冬天,王海受邀参加中消协组织的座谈会,参会的政府官员、法学专家、商场老总们就“王海是打假英雄还是‘刁民’,是新型消费者还是钻法律空子”争得面红耳赤。
2024年12月中旬,王海穿一身黑色衣裤,背着双肩包,戴着他那副标志性的黑色墨镜。他穿过几栋楼,步伐有力,快速走进一家茶馆,坐在凳子上,喝了一口茶后感叹道,三十年过去了,对职业打假人的争议几乎没有什么变化。
王海。 澎湃新闻记者 柳婧文 摄
三十年来,围绕职业打假人是不是消费者,以及以营利为目的的打假是否应该获得惩罚性赔偿等,始终没有定论,而相关法律规范和执法尺度也是几经变迁,有时甚至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。
据澎湃新闻2022年报道的《争议职业打假︱卖150碗熟肉被判赔十倍背后:“假货”之争》,北京盈科(长沙)律师事务所史文林律师及其团队成员贺梓娟、曹晓华检索了2021年以来全国1003份涉及“知假买假”的食药纠纷案件,包括原告起诉的食药品有“无标签或标签与实际不一致、信息未标注或不正确”等问题,他们发现全国法院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比例为63.56%。
2024年8月,最高法发布《关于审理食品药品惩罚性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指出,购买者明知所购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,请求生产者或者经营者支付价款10倍的惩罚性赔偿金的,人民法院应当在合理生活消费需要范围内依法支持购买者诉讼请求。
近几年,越来越多的主播涌入打假赛道,其背后是随着直播带货电商兴起,消费者对产品质量问题的投诉倍增。
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统计数据,2023年,全国12315平台接收网购投诉举报1261.1万件,占投诉举报总量的56.1%。此外,直播带货投诉举报量逐年上升,5年间增幅高达47.1倍,主要问题集中在购买到“三无”产品、货不对板、售后维权困难等。
据中国经济周刊刊发的《直播带货为何频“翻车”》,一位商家对记者表示,和头部主播的合作基本不赚钱,品牌更看重对方能带来的曝光率。但也会遇上被压价得特别狠的情况。有时商家被逼无奈,只能专做一批“直播专供”平衡成本。不排除个别商家考量成本,出现产品以次充好的情况。
甚至还有带货博主割商家的韭菜。2024年8月,“太原网警”发布的一则视频透露,网红“太原老葛”被指带货四次收取佣金900万元,但销售额中1911万元是刷单,其因涉嫌诈骗被立案。
与此同时,一些打假人走入直播间,通过视频打假的冲突性画面,刻意激化矛盾,吸引粉丝关注,赚取流量;甚至有打假人捏造事实,栽赃陷害商家,涉嫌敲诈勒索。
这些不规范甚至违法行为,让公众对打假人的质疑声渐起。
2024年8月,国家市监总局印发《市场监管部门优化营商环境重点举措(2024年版)》指出,要依法规制职业索赔行为,对利用投诉举报牟取不正当利益、侵害经营者合法权益、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,要从严审查,准确把握投诉受理范围、举报立案条件等。
据财新刊发的《打假盯上直播间 产业化运作游走灰色地带》,某位接近地方市监局的人士指出,当前市监体系正在经历变革,打假人在市场监督中起到“吹哨人”的作用,但这不应该异变成牟利手段。
王海觉得,强调打假是为了挣钱,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,这也是《消法》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最初目的:倒逼商家和MCN公司在质控、质检、口播、售后等方面提升标准,制约不良商家制假卖假的违法行为。
对于有人评价他“蹭流量”,王海称,他蹭流量,是为了揭穿骗局。
这些年,王海一直处在争议的“风口浪尖”。3月14日,王海微博账号因违反法律法规或《微博社区公约》被禁止关注,引发热议。他本人发朋友圈称,系因转发江某莲涉嫌诈骗捐款信息,被禁言6个月。实际上,山东即墨今年2月发布调查结果称,反映江某莲求助捐款涉嫌诈骗与事实不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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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以下根据澎湃新闻记者和王海的对话整理:】
“线上打假更难,特别是‘代发分离’”
澎湃新闻:这几年,你关注电商行业,特别是直播带货比较多?
王海:实际上并没有,主要是直播带货比较火,大家对直播带货比较关注。我本身不看直播带货。网友发现直播间买的东西有质量问题,找我们爆料,我们才会去关注。
澎湃新闻:有人说,你近些年打假很多大主播,辛巴、小杨哥、董宇辉等,是为了蹭他们的流量。
王海:他们要说我蹭他们的流量,我肯定就是蹭他们的流量,因为只有通过蹭他们的流量,才能揭穿他们的欺诈行为,揭穿他们的骗局。
澎湃新闻:相比传统的线下打假,线上打假的区别是什么?
王海:主要是跨地域打假更难,特别是“代发分离”(即主播在直播公司所在地带货,消费者拍下的货物实际上是厂家或者仓库发出的),比如在北京带货,发货方可能是广州、义乌、天津,任何地方的工厂都有可能。不少线上发货地址都是隐蔽的,或者是虚假的,生产工厂可能根本找不着。除此之外,我们举报后,执法人员去查处假货工厂也有难度,因为跨地区行政执法比较难,这也会让责任方更容易逃之夭夭。
澎湃新闻:近几年,直播带货接连爆出产品质量问题,你觉得根本原因是什么?如何杜绝直播间的假货和瑕疵产品?
王海:直播间宣传给“家人们”谋福利,把价格砍下来,但他们自己又要高额的佣金,高达20%、30%,导致带货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,加上代发分离,他们没办法把控产品质量,甚至哪个厂家发货都不确定,问题层出不穷也就不奇怪了。
大品牌的利润空间有限,很多产品也都是明码标价,比如说矿泉水、可乐等,大家都知道它们的价格,而且价格本来就低,砍价空间也有限。而一些小品牌,或者贴自己牌的产品,利润空间大,才有砍价的空间,直播间不少是这样的产品。比如小杨哥卖美诚月饼,宣传是香港品牌,直播间喊价200多元一盒,小杨哥一步步把价格砍下来,最后卖100多元一盒。有消费者向我们爆料,我们去香港实地探访,标注的地址没有生产美诚月饼的这家公司。
杜绝直播间的瑕疵品和假货,首先要直播间自己把控产品质量,掌控货源。

小杨哥美诚月饼直播截图。 图源网络
澎湃新闻:此前,辛巴燕窝糖水事件出来后,辛巴率先赔付给了消费者。在你看来,直播带货这种新的经济形式,商家跟主播的权责大概是怎样的?
王海:在我看来,直播带货就是电视购物的网络版,但现在相关管理部门往往将他们纳入广告代言人的范畴,直播带货的大主播、网红主播只负连带责任,几乎所有的责任都归品牌方,不管是质量问题导致退货,还是欺诈行为导致的赔偿。因为商家跟直播间的合同就是这样签订的。
商家为什么愿意签订这样的合同?消费者在直播间买东西,大主播的推荐是他们做出购买决定的关键,辛巴、小杨哥在直播间砍价,消费者都很兴奋。这直接导致了直播间掌握定价权、话语权,商家和品牌方处于弱势。当然,一些小主播跟商家谈判时就没有定价权。但现在大主播越做越大,像滚雪球一样,线下商店则一步步萎缩。
澎湃新闻:一些打假博主盯着直播间的标签问题,甚至一些口误,被指是吹毛求疵,你们打假的标准是什么?
王海:一些打假博主为了吸引流量瞎打。欺诈行为指,实施欺诈行为这一方主观上有恶意,故意隐瞒捏造对消费者购买决定能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信息的行为。这也是我们打假的标准。比如说,卖家隐瞒了手机是偷来的,以正常的二手手机卖给买家;或者手机内存是256G,卖家告诉买家是两个T,这些都是欺诈行为。
“承认利益驱动,但对违法的职业索赔要打击”
澎湃新闻:当时大众对“知假买假”有争议,且并不一定能拿到惩罚性赔偿金,你为什么会想到把它当成自己的职业?
王海:在北京打假索尼耳机后,我整天琢磨这个事。后来,我找了一些老师、朋友聊,包括向律师朋友咨询,发现大家对这一块都很陌生。不久,北京又出台了《消法》的一个实施细则,把具体的几种行为列为客观的欺诈行为,消费者据此可以要求退一赔一。我看可操作性增强了,赶紧从青岛又回到北京,去商场买了一堆假货,假皮尔卡丹皮鞋、假宾利皮具等,第一周就拿到了赔偿金,执行效率非常高。
澎湃新闻:你当时怎么看待打假?还是说纯粹把它当成赚钱的一种方式?
王海:我当时预判,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,假货欺诈行为在一段时间内可能会增多,打假有社会需求。惩罚性赔偿制度就是鼓励消费者站出来和假冒伪劣产品做斗争,这也是《消法》最初的目的。所以从一开始,我就强调打假是为了挣钱,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。
澎湃新闻:假如打假都是为了赚钱,会不会有不好的影响?包括现在出现的打假主播、职业赔偿人等,有些利用违法手段索要赔偿金。
王海:敢于承认利益驱动是正常的,不承认利益驱动,有可能是骗子。但对于违法犯罪的职业索赔人,该打击就要打击,弄虚作假、栽赃陷害、无中生有等违法犯罪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。
澎湃新闻:职业打假争议不断,你觉得主要是哪些方面的争议?
王海:以前争论最多的是,我到底有没有受到欺骗。实际上,我肯定是要买了产品后,再去鉴定,才能确定是真是假。而且有这种情况,一开始是假货,后来厂家授权了,产品就变成真的了。
争议比较多的还有,认为我打假以营利为目的,是把卖假货的骗了,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。不认为制假、售假不道德,反而认为打假不道德。
“有一段时间,我在商场买不到东西”
澎湃新闻:你无论是参加节目,还是接受媒体采访,包括自己拍视频,都戴着一副墨镜,有时还化很夸张的妆,为什么?
王海:以前,我们是去商场打假,去买货如果人家认出了你,就没有办法买了。现在,我们做的工作也需要保护好自己。
澎湃新闻:你有被认出来、被拒绝购买商品的情况吗?
王海:很普遍。早期,我总去隆福大厦打假,我一到那儿,值班经理就会跟在我身后。我到柜台买东西,交完钱,开好小票回来拿货,售货员就对我说,“不好意思,东西已经卖完了,这是别人买的,付完了钱还没来拿货。”那一段时间,我在北京的商场都买不到东西。
澎湃新闻:职业打假是专门挑商家的刺,你会因此紧张并担心对方报复吗?
王海:没有什么可担心的,惩罚性赔偿制度是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,我研究了相关法律,也跟很多律师有过沟通,包括法学专家河山,了解了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来龙去脉:改革开放后,经济迅速发展,市场上出现了琳琅满目的产品,与此同时,也出现了很多假冒伪劣产品。国家为了打击欺诈行为,遏制假冒伪劣产品横行,把历史上“假一赔十”的民间规则上升为法律。
澎湃新闻:从1995年开始,你频繁接受媒体采访,包括参加央视的节目等,曝光很多,但之后有10来年,你没有出现在舆论场,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又重新出来,能具体介绍下你的经历吗?

王海参加央视1996年《实话实话》栏目。 图源网络
王海:实际上,我的工作没有什么变化。1996年,公司成立后,我就一直在做相关的事情。但我们公司真正赚钱的业务是帮企业维权,打击商标侵权、专利侵权,以及其他不正当竞争。
做这些工作时,很多客户要求我们保密,因此我有一段时间出来得比较少。
其实,在促进消费者权利方面,我们做了很多工作,包括公安机关打击知识产权犯罪的“山鹰”行动中,打击假冒“旗舰”复印纸案件,就是我们的人去卧底调查,发现造假工厂,再协助警方端掉造假工厂的。
最近两三年,我们主要打假食品中的非法添加物,跟消费者关系密切,因此媒体关注得也多一些。截至目前,我们已发现并举报了1700多个非法添加物,比如消毒产品里添加激素、抗生素;化妆品里添加防腐剂;减肥功能食品里添加利尿剂、泻药;壮阳类产品添加伟哥类物质等。2023年,公安机关调查的一个咖啡案件,也是我们举报的。
澎湃新闻:你们是怎么发现这些食品的非法添加物的?
王海:主要是根据消费者爆料,再去摸排、检测、鉴定……比如说某壮阳咖啡,商家宣传喝了一晚上能有多少次,夫妻关系很快和好了。我们买来检验,发现它含有那非类物质,在法律上属于有毒有害物质,如果使用不当,可能造成严重后果。
“我们的工作需要保守秘密”
澎湃新闻:介绍下你们公司。
王海:公司一共有四个团队,调查团队、律师团队、实验室和我自己的视频团队,全职人员大概四五十人,还有一些兼职人员。工作需要个人保守秘密,否则就没法干了,因此团队之间有信息隔离,但也互相培训,比如实验室的人给律师团队培训,律师给调查团队培训等。四个团队中,实验室于两年多前成立,算是比较晚的。它主要做食品、药品和化妆品非法添加物的检测,一年运营成本估计要千把万,实验室现在还没有盈利。
澎湃新闻:你们公司具体如何盈利?
王海:我们主要基于客户的需求来展开工作。比如,帮企业查造假窝点,上世纪九十年代,我们的收费就是30万元起步。我们有资源优势,全国各地都有人。但近两年实验室成立后,我们调查食品药品的非法添加物比较多,检测出问题的,我们向相关部门举报。有举报奖金,少的几千元,多达几十万元,最高100万元封顶。比如,此前我们举报的生产假日本锅的案件,执法机关对其罚款500万,他们通知我们过去领奖金。除此之外,我们通过帮消费者维权,可以拿到赔偿金的分成。

王海收到的举报奖励告知书。 受访者供图
澎湃新闻:帮消费者维权是不是比较复杂?
王海:主要是周期比较长,比如说假日本锅的案子,很多消费者找我们爆料,前期登记、排查,后期跟进执法机关进度,最后才是帮消费者维权索赔。这个案子我们跟了三四年,时间成本很高,如果没有人跟着,到后面很有可能就忘记了。
澎湃新闻:你们怎么帮企业查造假窝点?有没有遇到一些危险?
王海:调查需要花费几周、几个月,如果是去做卧底,可能要半年、一年。这也是我们工作需要个人保守秘密的原因。有一次,我们的一个调查员去生产假中药的工厂卧底,结果被对方发现在拿手机拍摄。他们规定禁止拍摄,但我们必须要取证才能举报。当时,厂家报了警,警察来了后,我们的调查员谎称自己是来学技术的,准备回家也开一家这样的工厂,于是被轰走了。
调查是比较难,但也没什么危险,主要是担心取证、举报等整个流程的某一环节出现意外。有一次,我们帮味千拉面调查假味千拉面工厂。该造假工厂有一定规模,建在一个村子里,村里民风彪悍。我们取证完立即报警。因担心对方逃走,执法大队去查抄造假工厂时,我们有三十多人跟着。
澎湃新闻:为什么想要成立实验室?
王海:早期,我们去找第三方实验室检测,经常会遇到对方不愿给我们检测的情况。一些第三方检测机构不对个人开放;还有一些检测机构为了维护大客户,甚至给消费者个人出假数据。
有一次,我去北京某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,最初检测出茶叶里含农药残留物,数据出来后,工程师送报表前给我看了一眼,但领导签字后,数据变成了合格。我一查,才知道我送检的产品方是他们的战略合作伙伴。这样的情况发生过几次后,我觉得必须成立自己的实验室。两年多前,我们通过收购其他实验室,组建了自己的实验室。
澎湃新闻:你们实验室为什么主要做新型非法添加物的检测?是不是有些产品检测简单,有些检测复杂?
王海:一般来说,服装检测比较简单,也便宜些,去第三方检测机构大概花费几百块钱,先取一块样品,放到显微镜上,看里边的纤维含量,这里的工作比较细致,但也不算复杂。最复杂的是新型非法添加物的检测,因为是未知的,需要检测人员自己去发现。
因为没有国家规定的检测方法和标准品,一般实验室都不检测或检测不出来新型非法添加物,这样容易造成长期侵害消费者权益,所以我们才把重点放到新型非法添加物上面,这个工作更有挑战,也更有成就感。一些人认为新型非法添加物不危险,实际上因为是未知有害物质,所以危害会更大些。比如之前牛奶里添加的三聚氰胺,出事前,没有人检测牛奶是否添加了三聚氰胺。
澎湃新闻:怎么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?
王海:主要靠样品的前处理、高精度的检测仪器、适宜的检测方法和专业的检测人员。

位于北京的检测实验室。 受访者供图
“不少博主以‘打假’的名义进行‘假打’”
澎湃新闻:近几年,很多主播涌入打假这一赛道,像铁头、狂飙兄弟、辛吉飞等,他们通过发布打假视频,或者体验式的直播方式打假。你对此怎么看?
王海:我觉得这些视频打假的出现是好事,让更多人知道市场行为还是要遵循一些原则的。为什么“打假鬼称”受到大家的欢迎,因为鬼称无处不在,菜市场、水果店……消费者对此深恶痛绝,才会引起那么多人的共鸣。但这种打假主播本质上属于网红,通过流量变现来维持运转,比如说B太,打假是为了吸引流量,再做广告、卖货……他们跟我们这种打假的商业逻辑本质上是不一样的。
澎湃新闻:2024年8月,打假网红主播铁头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立案侦查,引起热议。你怎么看?
王海:我不太了解铁头的事。但有不少博主以“打假”的名义进行“假打”,还有的“瞎打”。像陈之强,不管是国产食品还是进口食品,他一律让产品方提供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,假如对方没有,他就起诉到法院。产品方一看,自己要跑到当地法院打官司,差旅费也得好几千,就跟陈之强协商,给他500元或者1000元私了。他靠这种瞎打“赚钱”,因此涉嫌敲诈勒索罪。还有的人,去餐厅吃饭,从头上揪一根头发,扔进菜里面,或者扔虫子进菜里,栽赃陷害商家,也属于敲诈勒索。

网红“铁头” 直播截图。 图源《每日经济新闻》
澎湃新闻:你觉得职业打假有“敲诈勒索”的风险吗?
王海:职业打假不存在涉嫌敲诈勒索,因为它是有“债权债务”的:我们确实购买了商家的产品,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,或者没有达到商家所宣传的效果,商家有欺诈行为。也没有存在胁迫,敲诈勒索罪的两个要素,第一是没有合法索要财物的理由;第二是以放弃胁迫为交换条件。
澎湃新闻:如果打假人购买了商家的产品,发现是假货后,要求对方赔偿,并且赔偿金高于法律规定的十倍。这种情况属于敲诈勒索吗?
王海:这个是没有问题的。一个典型案例就是黄静案,2006年,黄静花两万块钱购买了一台华硕笔记本电脑,经常坏,修了好几次都没有修好,黄静要求对方必须修好。结果华硕的工程师给她换了一个测试版的主板,但测试版的主板是不能用于商用的,这是行业大丑闻。黄静得知后非常生气,向华硕索赔五百万美元。华硕报警,黄静好像被关了200多天,最后被释放,她没有被判刑,检察机关给了她国家赔偿金,认定她维权过度,不属于敲诈勒索。
澎湃新闻:通过打假的方式,要求过高的赔偿金,并长期以此为职业。很多人会觉得这种方式不道德,或者说这是一种以恶制恶的方式。
王海:这就像你去面试,老板问你工资要多少钱,你可以说要2万一个月,也可以说要20万一个月,但至于老板给你多少钱一个月,那是老板的事,它不涉及违法。比如一个老板,他告自媒体侵权,向对方索赔1000万,最后法院判自媒体赔7.5万。你索赔多少,是你的权利,最后要看法院支不支持。假如调解的话,你有漫天要价的权利,对方也有就地还价的权利。
澎湃新闻:在很多人心里,打假是一种公益行为,如果通过打假来营利,大家会觉得你是在消费正义感。
王海:我们一直在强调,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,本身就是在维护社会的正义。如果每个人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,自然而然就维护了社会的正义。打假本身带有公益性,而打假的这种趋利性,对它的公益结果没有影响。
澎湃新闻:最近看到一种说法,职业打假会影响民营经济的发展。
王海:打假会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。打假会让经营者通过更好的商品、更好的服务来取悦消费者,而不是通过坑蒙拐骗来欺骗消费者,促进市场优胜劣汰。如果没有人打假,市场上充斥着假冒伪劣产品,好商品反而没人去买了,劣币驱逐良币,这样才会影响民营经济的发展。
“一年约五百起举报、投诉和诉讼案件”
澎湃新闻:你在这一行业近三十年,打假的品牌不计其数,包括很多大品牌。你怎样选择打假的领域和对象?
王海:我们主要选常见的品牌和领域,衣食住行,大众使用比较多的产品,因为如果这些产品质量有问题,会影响到一大批人,这样的打假更具有社会公共价值。有老人买的理疗床、磁疗产品,以及各种常见的保健品、食品、纺织品等。
澎湃新闻:近几年,因对职业打假人“消费者”身份的不同认定等原因,司法裁判呈现不同的标准和尺度。2022年,有律师团队检索了2021年以来全国1003份涉及“知假买假”的食药品纠纷案件,发现全国法院支持惩罚性赔偿的比例为63.56%。你觉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?
王海:除去那些“瞎打”和“假打”,主要是法官认知和地方保护的问题。
澎湃新闻:我看到有一种说法,职业打假人经常投诉、举报,造成了行政资源被挤占。
王海:抓住了小偷,把他送到派出所,这叫浪费警力吗?有很多瞎打、假打,进行数不胜数无效的投诉、举报,确实是浪费行政司法资源。
澎湃新闻:你们公司一年大概有多少起投诉、举报和诉讼案件?
王海:我们一年大概有五百起,其中诉讼案件最多几十起,绝大部分都有结果。
澎湃新闻:你印象中哪个阶段是打假的黄金阶段?
王海:(现在)一些地方对本地电商,特别是直播带货的保护很严重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市场经济发展快,假货也不少,加上《消法》刚出来,赔付也比较快,打假这一行比较容易做。
“我们也为社会做了一些事情”
澎湃新闻:你打假直播带货,会担心自己被网暴吗?
王海:我们经常被网暴。
澎湃新闻:主要是哪方面的网暴?
王海:各方面的都有。但这么多年来,诋毁最多的是造谣我们敲诈勒索。比如被我们打假的厂家,那些造假者雇佣水军攻击抹黑我们。我们已陆续提起诉讼,起诉了百八十人,拿到了200多万元的侵权赔偿。目前,我们正在寻找证据,希望能争取刑事立案。
澎湃新闻:职业打假一直备受争议,你能坚持这么多年的原因是什么?
王海:我20年前就已实现了相对的财务自由,之所以一直坚持做这个事,主要还是觉得有成就感、有乐趣,揭穿骗局,促进市场公平公正发展。
我们也为这个社会做了一些事情,比如我们发现新型非法添加物,有关部门开始联合整顿,市场总局也会出来新的检测方法;我们打假直播带货,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出台网红直播带货的相关司法解释:国家相关法律规定,直播带货的视频要保存三年;我们见证《消法》的完善,看着它从1995年的“退一赔一”,到2014年的“退一赔三”,以及《食品安全法》中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的“假一赔十”规定。
澎湃新闻:你一直站在风口浪尖,会觉得疲倦,想过离开吗?
王海:肯定会有疲倦,但有这样的能力,还能从这样的工作中获得成就感和快乐,所以目前还没有想过离开。